西安事变伤亡原来这么大！！！西安事变利好消息，课本上只知道活捉蒋介石，没想到死了这么多重要人物。蒋介石的侍卫队死伤惨重。
西安事变最容易被说成抓住蒋介石，逼他抗日，事情就转了弯。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的西安，哪有这么齐整。临潼华清池那边枪声一炸，夜色被撕开，侍卫奔跑，宪兵还击，屋里的灯影乱晃。
所谓大事，落到地面上，常常先是一阵喘不过气的乱。
蒋介石住在五间厅一带。东北军的人扑过去，原意是把人控制住，不把场面弄成烂摊子。可枪口碰上枪口，谁也不肯让。蒋方警卫、宪兵和侍从人员抵抗得很硬，院门口、走廊边、墙根下，都成了临时战场。蒋介石听见动静后往外逃，摸到骊山方向躲藏。后来人们总爱讲他被扣住的结果，却很少停下来想一想，一个被层层护卫惯了的人，在冷风里往山坡上爬，那份狼狈，其实已经说明旧局面裂了缝。
华清池这场近身冲突里，蒋方警卫、宪兵和侍从人员伤亡十七人。这个数字不能乱扣到张学良卫队头上，伤亡归属得说清。
可说清之后，心里反而更沉。
十七个人，不是账本里一串墨点。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受了重伤，侍卫长蒋孝先被杀。五间厅墙上的弹痕后来还留着，像几枚冷钉子，钉住那个凌晨。
蒋介石活下来了，围在他身边的安全圈却被打得七零八落。
西安城里也没清静。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控制要点，西京招待所成了另一处紧绷的地方。陈调元、卫立煌、蒋鼎文、蒋作宾、朱绍良、蒋百里、萨镇冰、张冲等南京军政人物，都被突如其来的行动罩住。纸上写“扣押”，两个字挺稳，现场未必稳。有人敲门，有人搜查，有人刚从梦里惊醒，还没分清外头是哪一支部队，楼道里脚步声已经逼近了。
邵元冲的结局尤其刺眼。他是国民党中执委，身份不低。
事变中被扣后，他试图逃走，结果中枪身亡。这个结局不壮烈，也不戏剧化，甚至有点冷。也许他只是想抢出一条活路，脚步刚乱，子弹就到了。大时代不是每次都给人摆好姿势再落幕，很多人的命，卡在一扇门、一段楼梯、一次转身里。
配资炒股张学良和杨虎城走到这一步，不是夜里一拍脑袋。
东北丢了以后，张学良身边那些东北军官兵心里憋着一团火。家乡在那边，亲人也在那边，可枪口常被安排去打内战。蒋介石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这句话在南京的会场里听着硬，传到军营里，就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。杨虎城在西北，也看得清楚。再拖下去，前头是日本人的压力，后头是内部消耗，谁都不好过。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，西安一万多名学生上街纪念一二九运动，喊抗日，喊救亡。冬天的风刮在脸上疼，年轻人的嗓子却热。张学良见过这种场面，也听见过这些声音。那不是一群学生闹情绪，而是一口锅快压不住了。红军同东北军、第十七路军之间，在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已实际停止敌对行动，西北的局势早就不是南京一纸命令能完全按住的。
城墙外的风声、兵营里的低声议论、学生队伍里冻红的手，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。没有人能把这些声音全按回去，硬按，只会把裂口撑得更大。
有人只记得“逼蒋抗日”四个字，却忘了那一夜每一步都可能失控。
张学良、杨虎城要的是政治转向，不是把西安炸成火坑，可军事行动一旦启动，就像推开一辆下坡的车，手还在车把上，车轮已经不完全听话，尘土也跟着扬起来，呛得人睁不开眼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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枪响之后，麻烦并没有停在华清池。
南京方面有人主张讨伐，中央军向西安逼近，关中一带气氛立刻变硬。华县战斗从十二月十六日打到二十日晨，双方又付出一千三百余人的伤亡。把城内外连带冲突算进去，军民伤亡常被估在八百到一千之间。政治人物在桌上谈条件，普通人却得把门板顶牢，把孩子抱紧，听外头一阵远一阵近的枪炮声。大局两个字很重，可砸下来时，先碎的往往是小户人家的碗。
十二月十七日，周恩来到西安。事情到这里，已经不是扣住蒋介石那么简单。蒋若死，南京若强攻，内战重新烧起来，日本人正好在旁边看笑话。
十二月二十三日、二十四日，周恩来、宋子文、宋美龄同张学良、杨虎城等人谈判，停止内战、联合抗日这些条件，才从满地火星里被一点点拽出来。和平解决听起来温和，其实是几方人从悬崖边上硬把局势拽回半步。
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，本想让事情有个收口，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从此被关进长长的管束里，再难回到军政舞台。杨虎城更沉，长期被囚，到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死在重庆。
两个人把枪口指向旧局面，也把自己的后路一并堵上了。
西安事变确实推动抗日大局转向利好消息，可那条路不是铺着红毯走出来的。它有华清池的弹孔，有招待所里的惊叫，有骊山冷风里的踉跄，也有多年以后仍散不掉的苦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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